“老王，这事你帮俺拿个主意吧。”“王大哥，俺有话想和你唠唠。”“俺找王建立说，俺就信他。”在同事的记忆里，很多前来上访的群众常以这些话做“开场白”。

    “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先了解来访意图，然后耐心解答，寻求解决办法。由于‘对症下药’，往往群众很信服。”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张柏松说，“他的办公室像个‘小集市’‘接诊室’，信访群众一批批进，一批批出，他从不厌烦。”

    长期的加班加点，王建立患上了胃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常年服药。每当有人劝他多休息时，王建立总说：“工作正需要的时候，我不能临阵退缩。”

    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近德固乡王村农民王自和一边擦着簌簌而下的泪水，一边给群工部的同志打电话：“俺们上访的能不能来吊孝？”

    王自和说：“他当群工部长只有两年多时间，我每年找他１０多次，通电话数不清。他几次到我家看望，还当我的‘导访员’，陪我到省里了解政策。”

    ２００９年６月，南乐县张虎屯乡张小陈村农民张长胜的妻子到宋古今楼村一家诊所看病，打吊针时突然死亡。张长胜停尸不埋，多次上访。

    在多次协调拿出调解预案后，一个星期天，李洪顺通过张长胜的亲戚——南乐县城关镇东关村支书杨周振约他面谈。

    张长胜怒气冲冲地来了，掀起衬衣，从腰间拿出一把斧子扔到桌上，暴躁地说：“我要跟他们拼命，媳妇没了，没啥过头了。”

    李洪顺递烟倒水，心平气和地说：“长胜，拼命有啥用，你媳妇能活吗？这是犯罪，值得吗？”

    回忆那时场景，杨周振泪流满面。他说：“看到张长胜那付犟样，我都烦。但那天他们从下午１点谈到晚上７点多，我等不及，外出办完两件事，回来见他俩还在聊。”

    “这事解决了，我给你磕头。”快８点时，张长胜终于被说服了。

    南乐县群工部办公室主任李永红说：“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很多时候我们都受不了，他却不以为然。常说：‘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从来没喊过累。’”

    ２００９年６月的一天，南乐县３个乡的１００多名群众，租了４辆客车，要集体赴京上访，反映高速公路补偿低的问题。下午５点，李洪顺得到消息，迅速赶到群众集结地。

    南乐县群工部副部长苏英杰回忆说：“群众坐在车上不下来，只答应派代表下车谈。从下午５点到第二天７点，李部长在车外站了１４个小时。有些事代表同意，群众不同意，他就用电话同车上的群众沟通，挨个劝说。”

    一些干部打不起这个“疲劳战”，建议采取措施。李洪顺开导他们：“啥时不要对群众做亏心事，不要怕群众闹，就怕群众不找。”

    经过２０多轮反复，直到第二天下午３点，最终拿出了群众认可的解决方案。这２２小时里，李洪顺眼没合一下。

南阳市信访局副局长李保灵这样评价李海景：“他做事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只要是接到手的案子，一定会给上访人一个说法。”

    因为土地纠纷问题，唐河县苍台镇的丁春显多年上访。为了摸清情况，李海景历时１年多，先后８次奔赴当地调查走访，直至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同事眼里，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也是一个“耐力十足”的人：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多年的老毛病强直性脊柱炎愈发严重，腰也越来越弯。

    尤其是２００９年以来，病痛常折磨得他整晚睡不好觉。妻子几次心痛落泪，劝他换个岗位，他却说：“党培养这么多年，不是让我当逃兵的。”

    在平凡琐细的信访工作岗位上，４位信访干部不为人知的默默坚持着，他们用心中跳动的理想和敬业的火苗鼓励着自己，温暖着别人，发出的光亮，搭起一座座心灵的虹桥。

    清贫

    和工作中的表现、对待群众的热情相比，４位信访干部对待自己显得近乎“苛刻”，留给家人的也实在太少。

    李海景的办公室至今仍保持原样。在靠窗的屋角，“０２９号接谈员”的工作牌静静地挂在空荡荡的衣架上。办公桌上，一个大号的黄色茶缸格外显眼。紧靠另一面墙，摆着一张比例有点失调的长条桌。

    在南阳市信访局，人人都知道“大茶缸”的故事：除了平时用来喝茶外，主要是在加班时泡方便面；而长条桌，就是李海景在熬夜时用来休息的“床”。

    同事胡艳生回忆，日常生活中李海景非常节省。最早的时候，他抽一块多一包的“群英会”，和上访群众换着抽，后来上访群众都不抽这种烟了，他才慢慢“升级”，但还是没超过５块钱一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海景７５岁的老母亲拿出一双打满了补丁的旧皮鞋流着泪说：“俺娃可节俭，上班才舍得穿好一点的鞋子，下班就赶紧换上这双旧鞋，我说啥没舍得烧掉，留下来教育孙子。”

    和李海景相比，王建立的家庭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年来，全家都住在其岳父留下的一处仅有５０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没有像样的家具，甚至连取暖设施都没有；儿子、儿媳双双下岗。

    王建立的独子王亚鹏告诉记者，现在全家主要依靠母亲每月千把块钱的退休金过活。

    “刚开始下岗那阵，压力大，心里苦闷，特别想找他说说话。”王亚鹏说，“可他每天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感觉待我还不如上访群众。”

    由于妻子没有工作，家庭负担沉重，李海景生活拮据，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但在忙碌的工作和清贫的生活中，他始终心怀乐观，并不忘帮助别人。

    淅川县一名上访户生活困难，李海景毫不犹豫地拿出４００元钱资助；家乡修路，他一口气捐出６０００元的积蓄；汶川大地震后，他还鼓励儿子，把从小到大积攒的５００元压岁钱捐给了灾区。

    李海景去世后，同事和家人整理遗物，发现了厚厚一摞荣誉证书。此外，在抽屉内还发现一张银行卡，上面仅有９３元存款。

    李海景的哥哥李海宪回忆说：“南阳有一个‘０３７７车友会助学活动’，但参与者都是‘有车一族’，李海景没有车，却一直借同学罗桂兰之名参加活动，有时捐１００元，有时只有３０元、５０元。”

    南乐县群工部的同志们回忆，由于是回族，李洪顺基本不参加各种宴请活动，在清真饭店吃几个羊肉大包子、吃一碗烩面就是“好饭”。但上访群众来了，他经常自己花钱请吃饭，还不忘给群众要瓶酒。

    尾声

    “从来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仔细想想，许多细节却都很感人。”这是同事们对李海景的评价，也可以视作是对４位已逝信访干部共同的评价。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他们没有耀眼的权力，只有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把信访群众当亲人，用生命履行使命；他们相继离开，但精神却如种子回归泥土，年年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