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宏达

3月12日上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团集体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孟学农代表就法院系统信访工作提出建议。他认为，“中央的大接访制度不可谓不完善，但不能仅仅依靠体制内的监督。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权力也必须晒在阳光下，要把大接访变为‘大揭访’。建议法院系统率先把接访情况在受众人数比较多的媒体上公开，发动社会监督，发动舆论监督，发动当事人监督。”(3月13日 《北京日报》)

孟学农讲的很有道理。老百姓为啥要上访？是他们遇到了难题需要解决，有诉求需要讨公道。而这些本应在基层就能解决的，因为渠道不畅、不被重视而无法解决，老百姓无奈之下只好“上”访讨公道。而“大接访”本身就具有集中处理积累问题的特征，不是什么好办法，也是一种无奈。由“大接访”变成“大揭访”，并非要把事搞大，而是强调在基层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机制，让老百姓有说话的地方，督促有关方面重视老百姓的难处，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到基层。

平时，一些干部“群众利益无小事”不离口，可一遇到具体事情往往变成了“长官意志无小事”，把群众利益抛一边，甚至与民争利。许多时候，老百姓不被逼到一定份上不愿意上访的，谁不想过清静日子啊！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信访形势严峻，与干部的工作作风有直接关系。君不见，漠视民意盲目拍板，强迫群众服从群众利益受损把老百姓气上来的有之；权力不透明，截留政策，暗箱操作，胡作非为，侵害群众合法权益把老百姓逼上来的有之；无视群众疾苦，认为“上访没好人，好人不上访”，把上访和闹事划等号，推拖搪塞把群众激上来的有之……这种工作方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加剧干群矛盾，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那么，是地方不重视信访工作吗？不是。都知道信访事关社会稳定，没有敢忽视的，从党政主官做起，建立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发生较大规模的重复访或越级访（尤其进京上访），是要追究责任的。但要说工作都到位了，也经不住推敲。比较突出的就是把“减少上访”作为信访工作目标来考核，在高压态势下，为了完成指标，不惜通过干部责任包干搞“人海战术”，甚至动用警力围堵“劫访”，其实这是一种违背法律和规矩的捂盖子办法，是自欺欺人的小聪明，表面上看信访局势控制住了，但也是暂时的消停，绝不是永久的稳定，群众的困难问题没得到解决，心里不可能服气，问题累积到一定限度必然要爆发，而一旦爆发则难以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如何处理信访工作，实质上是个权力观和群众观问题。如何运用人民群众赋予的公共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孟学农提出的由“大接访”变成“大揭访”，击中了要害，他强调的是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权力也必须晒在阳光下。而一些地方在公权运行过程中，不能做到为民执政，科学理政和依法行政，有的实行愚民政策，口头上讲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公开的只是那些群众早就知道或知道不知道都无关紧要的东西，而那些涉及人、财、物分配、事关群众生活经济支出等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关键内容，却搞暗箱操作，有的甚至截留上级政策，封锁上级惠民信息，人为地制造了矛盾。要改变这种局面，变“大接访”为“大揭访”十分必要。

孟学农还有一句话：如果法院系统试点成功，可以逐步推广到党政机关，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是有利的(2010年3月13日《京华时报》)。其实，不必先在法院系统试点，完全可以在党政机关直接推行，因为解决群众信访问题党政机关是主渠道，而且除了思想问题之外，客观上不存在什么难处。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恐怕再没有比群众信访工作更重要的了，不妨就从变“大接访”为“大揭访”做起吧！